当代所成立30周年 | 宋平关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研究二三事

  宋平出生于1917年，今年已经是百岁有三的老人了。从1937年12月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党的事业中。新中国成立后，宋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大经济建设决策和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宋平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时候，曾满怀深情地回忆1949年开国大典那个激情澎湃的时刻：“当时我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民族危亡中投奔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根据地和国统区，亲见先烈牺牲和身边战友倒下，他们毕生奋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党的旗帜插遍祖国大地，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来到。当时我在沈阳，在广播里收听北京的庆典，和同志们一起欢呼跳跃。记得当时沈阳举行庆祝建国的大会，十几万人涌上街头，全城淹没在红旗的海洋里。我在波涛汹涌的游行队伍中，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奋发地工作”。
  宋平对于毕生为之奋斗的人民共和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对国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感情，并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国史研究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热心支持。   199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其行政和日常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同时建议任命邓力群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组建和指导当代所。当时，宋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党务工作，因此，6月19日他在报告上第一个圈阅同意，转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他们也分别圈阅同意成立当代所。从那时起，宋平就对当代所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重要的支持。
  当代所成立后，宋平曾经多次听取邓力群和历届所领导的汇报，从办所方针、科研项目、干部调配到后勤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代表中央给予了支持。当代所成立之初，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调集不易；办公用房紧张，没有宿舍，缺乏科研资料，条件十分简陋。宋平就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打招呼，分别予以解决。
  宋平还两次到当代所视察工作：第一次是1995年1月18日，当代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联合举办“国史学科建设暨科研成果展示会”。宋平因故当日未能亲临，特发来贺信，对国史学科建设的发展表示衷心祝贺。回到北京后，2月13日，他在邓力群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的陪同下到当代所视察工作。在参观国史学科建设暨科研成果展览、听取当代所所长李力安关于当代所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宋平发表了重要意见，并为当代所题词。他还来到各研究室和办公室，与科研、管理人员一一见面、亲切握手，然后和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勉励大家努力研究、编写好中央交办的国史编纂工作。第二次是2002年10月31日，宋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所所长朱佳木的陪同下，再次视察当代所，参观了新建成的图书档案资料楼及建所12周年所庆展览，与部分科研人员进行座谈，接见了各室、社负责干部和局级以上干部，并同全所干部职工合影留念。
  此外，他还两次来当代所参加重要学术和纪念活动：一次是2000年10月17日当代所举行的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50周年座谈会；另一次是2001年6月23日国史学会在当代所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别是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50周年座谈会，宋平和黄华、马文瑞、邓力群等老同志一起到会，听取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玉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武寅和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二室主任齐德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主人公原型马玉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原政务参赞柴成文、著名作家魏巍等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宋平上午饶有兴味地听了大家的发言，中午回家吃饭后未曾休息，下午又赶来继续听取发言。那时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
  对于当代所和国史学会在所外、京外举办的重要学术和纪念活动，宋平也不辞辛苦，多次出席。如199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当代所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召开的《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1999年9月2日，当代所、国史学会、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郑州联合召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1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所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座谈会；2004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所、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座谈会；等等。
  为了积极宣传国史编纂成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宋平还多次为当代所、国史学会科研人员编写的重要图书和摄制的影视作品题词，如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回忆胡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康世恩传》《共和国要事口述史》，12集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原名《凯歌进新疆》）、10集电视纪录片《大三线》，等等。他把这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比如，他在应国史学会三线建设分会请求题写“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名时，因为已经近百岁，手发抖，便写了同样的四张，让同志们挑选，还说哪个字写得不好，可以集其他字。当博物馆的同志要赠送他攀枝花当地产的苴却砚作为纪念时，他却坚决拒收。   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是中央赋予当代所的“首要任务”。宋平对这部书从立意、内容、编写、体例到送审都十分关心，多次和编纂负责同志谈话，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2007年8月12日，当代所副所长程中原受邓力群委托，到宋平寓所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内部讨论稿）》，并汇报有关情况。宋平就国史编纂的相关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他听取汇报后说：从1991年开始到2007年，已经历经17年了，很好！17年，写出来不容易啊！他听到邓力群对这部书的难点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指导意见，如对“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10年，要区分“文革”和“文革”时期，要写“文革”这场内乱，还要写经济继续发展、外交取得突破时，宋平非常赞成地说：这个观点太重要了，“文革”是乱在局部，乱在一个时期，经济受到影响，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整个时期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然后，他进一步论述说：这样认识和处理很对。有的书对缺点、错误缺乏分析，没有分析哪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哪些错误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我们对待错误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怎样纠正错误、走向正确。应该看到，我们犯错误，但人民还在奋斗，国家还在前进。要把领导犯错误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奋斗相区别。写历史不能只讲领导的错误，而不说人民的努力，不说他们的创造和贡献。他最后还建议，这样大部头的书，领导真正细看不容易。你们可以召开一些专家学者的座谈会，把有争论的问题提出来，你们是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写个材料报给领导，请他们看相关部分，做出决定。
  《国史稿》正式出版后，宋平对《国史稿》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为《共和国日记（1949年卷）》一书作序时，他说：“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这是一部中央审定、无论资料或论述都具权威性的国史稿。”“有党的历史决议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指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可以参酌，又出版了不少回忆录。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主线，伴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一部一部编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取得丰富的经验”。   作为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宋平对于国史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史的具体问题，也有着许多高屋建瓴的理论认识和真知灼见。他反对夸大写国史中的错误，但也不同意回避写错误。2007年7月4日，宋平在火车上对邓力群说：“写国史，首要的是‘真’这个字”。我们理解，他所说的“真”字，就是实事求是。在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上，我们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他这个“真”字。
  1964—1980年开展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由于大部分时间与“文革”时期重合，学术界对于三线建设存在不同评价。宋平从20世纪60年代起曾经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80年代又担任国家计委主任，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2012年5月25日，当代所副所长武力带着科研人员，就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采访宋平。那时，他已经是95岁高龄了，但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他首先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高度肯定了三线建设战略。他说：“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了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建国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建设状况，“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把沿海的一些人送到内地去就业，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的不少。”真正的工业还是在东北。各大区要发展，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就很困难。“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要搬到内地去。”“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把最好的都搬过去了，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
  然后，宋平也指出了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当年一些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是看不清楚。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都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洞里很困难，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
  最后，他从现代工业城市布局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的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现在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迁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他总结说：“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
  听到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信息化时代的侃侃而谈，真想不到这是一位近百岁老人跨越世纪的全方位认识。
  2019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所所长姜辉带领副所长武力、李正华、管明军拜访宋平时汇报了当代所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及当前的重点工作，聆听他关于进一步办好当代所的指导意见。102岁的宋平精神矍铄、言谈清晰。当姜辉把当代所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编写出版的《新中国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呈递给宋平时，他十分高兴，戴上眼镜仔细翻阅。当听到当代所要举行建所3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不顾自己已是行动不便的百岁老人，兴奋地说：“到一下是可以的，祝贺一下。”他说：“历史很重要，党史、国史都非常重要，你们现在是史官。这么大的国家，历史是很辉煌的。”他还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最后，宋平拿起事先写好的稿子，念了给当代所同志们的赠言：“三十年来，你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国家和人民都会感谢你们。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我祝愿大家今后取得更大、更多的成绩！”
  让历史思考随着时代脉搏跳跃，这是宋平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他曾经说：“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是日新月异。”
  与国史一起前进、一起年轻，这就是宋平的国史情怀。

  ［作者简介］陈东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